联邦政府

银行信贷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能带来金融危机。

它只是在经济学研究里边对特定事物的一个特定概念上的概括表述，但现实生活中，这个虚拟经济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了。所以，产业政策和投融资结合在一起，要探讨的最关键问题，是健康、可持续的机制。

它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在一步一步发展、总量成为世界老二以后，人民币现在已经有一个重要进展就是加入特别提款权。这些事情都妨碍着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但到了前面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很有意思的是那么多重要的金融改革都没有形成共识和明确要求，但在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转制方面指导意见却非常鲜明，两次工作会议都做了强调，但是留了一条尾巴，侧重于长期投资，那我们接着要问：长期投资是不是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显然是不可忽视的。第一，显然就是要明确以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势在必行。中国很遗憾，早早就有企业债的概念，但后来发现企业债发出之后，如果真的出了风险，所谓的刚性兑付是什么呢？这些苦主不是谋求怎样走一个依法的清算程序，他们是跑到政府门前去静坐示威，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这就形成了政治压力。

我觉得金融服务领域这里面它的短缺所表现的过度垄断问题，确实是中国金融改革要解决的真问题。国开行如果说真是商业化转制搞成商业银行，那能不能吸储？又没有下文了，中国并不缺少一个有吸储功能的大型商业银行，本来国开行特别的定位就是必须要贯彻国家意志，就是一个在实际生活里它自己称为开发性金融的政策性的金融机构。跑路事件之后表现的温州产业空心化这个严重问题浮出水面，当然也是给我们一个警示：如果温州如此之后，长三角、珠三角、其他的地方都这样将是什么结果？（这只是一个假设，但是不能说没有一点苗头——比如大家知道东莞那边也出现了类似的一些苗头），珠三角前几年已不得不提腾笼换鸟。

总的说这样一些改革的重点合在一起，要解决的就是金融到底怎么样在创新中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升级版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金融改革的基本任务。金融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是直到现在还是在进行时，改革还要继续深化。1994年的分税制配套改革，首先应肯定的是把原来的行政性分权转为经济性分权，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第一位是正确处理中央地方的关系，第一位是正确处理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参加今天我们创合汇的活动。现在应该看到，在强调全面改革的十八大以后，所谓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这个要求之下，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核心理念是要进一步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合在一起来解放生产力，来推到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供给体系方面以改革为龙头提升整个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就是要让生产要素更好克服供给方面的压抑和阻碍，更好地流动起来，更好地焕发潜力和活力。

那一年最后的结果，是上一年的货币发行量90亿元（这个数已是从改革开放初期一二十亿迅速跃升上来的），一下子走高到了262亿元，1985年一季度迅速出现了经济所谓超高速和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我还是坚持基本的观点，就是要把金融放在整个经济社会运行大系统里，确切地认定它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在它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已经听到很多社会上的抱怨、不满，但是我们至少有一点要肯定，当年邓小平说要下决心在上海、深圳两地开股票交易所，而且当时把话说得非常圆，就是要允许试，但要准备着，如果试得不好，以后也可以关掉。这个认识如果摆明以后，实际上就要提到不同观点的碰撞了。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么多的领域已经摆脱了短缺经济的不良局面，纷纷告别短缺经济，而在少数的领域里现在还是短缺局面，比如公共交通体系里的有效供给是短缺的，北京、上海和其他很多中心城市动不动就塞车。再往下，要勾画一下我看待金融创新的六个势在必行。大家都在看好温州以后，没想到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温州出现跑路事件，在温州辖区内称得上大型企业的，已成了气候的民营企业，纷纷资金链断裂。处理这个跑路事件，依靠采取一些特定措施使局面大致稳定下来后，中央给出了一个特别安排，就是在国内推行金融综合改革，以温州为试点，也就是在问题导向之下来解决发展过程中意想不到的这样一种不良状态，到底怎么样去防范和克服。

但我对这个观点是不能认同的。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种前车之鉴的威胁，在金融创新方面要以改革带动发展，落在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发展上，这是第一点。

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赵紫阳同志本来雄心勃勃，1984年10月份刚刚有了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吹响了城市改革全面的号角，没想到这样一个事情造成整个调控非常紧张，以后几年，1985-1988年，中国一直在怎么对付通胀的阴影里反复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口号，比如说吃冷饮、压缩空气、三保三压，反反复复，一直走到了1988年，两会上赵紫阳当时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没有提"价格改革"，但是跟着不久，我们听到非常明确的要求，老同志提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建立新体制框架，所以，要价格闯关（大家都知道，傅高义的书现在把这个事情说得比较到位了）。关于政策性金融发展中国的过程是相当曲折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注意到工农中建不得不承担的那些政策性融资业务，应该剥离出去，90年代明确地说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要分道扬镳，这样银行才能办成真正的银行，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企业，接下来企业才可能变成真正的企业。

这个长江产业基金作为引导基金，显然是为贯彻产业政策而设的，它已经跳过了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对产业政策完全否定的框架，直接对应到产业政策必须有，后面跟着的就是必须有的产业政策到底有什么机制来贯彻？我特别强调的就是，不仅是政策合理设计的问题，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基本上给出一个初步的重点选择了，最关键的就是这种产业基金，湖北财政拿出400亿元以后，迅速地拉政府体外的资金在第一期已经做到2000亿元规模，这样的资金从它的源头上开始，政府第一推动力400亿叫做政策性资金，一定要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四两拨千斤式地对接市场机制来起作用。借此机会，就《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这个题目，谈一下自己作为研究者的一些基本看法。本来这个逻辑是很清楚的，就是应该有存款保险制作为一个前提条件，促进一大批中小型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发展。到了十八大以后，新的领导集体形成，总书记说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专制之说存疑，一号领导这个话说得比较委婉一点，实际上已把原来的思路做了明否定。这种发展显然是守正以后要出奇的支持中国发展之中后来居上，这方面的投融资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和PPP相对应的，一定要发展出一个类固定收益产品的交易中心。双轨运行就一定会带来涉租寻租的威胁。

子基金的专业化管理团队去面对市场，竞争中去寻找项目，达成政策性资金的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和杠杆式放大，产生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林毅夫教授这边肯定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强调产业政策还要优化设计，强调政府在有效市场后要加上自己的有为。

这个冲击力如此之大，损失方方面面大家有目共睹。我们心目中想的，就是应该把传统常规金融的低利贷，还有小额贷款公司式的中利贷，多种类别期限方式的金融产品等等，他们各有对应，又无缝链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光谱式的覆盖体系，实体经济层面的各种市场主体、各种社会成员，他们的融资需求大概都能找到对应的金融产品，而总体这个体系要把高利贷边缘化、挤出去。

所谓过度垄断因素，它一定跟体制、机制有关，而不是简单的管理水平问题。这不就是互联网金融吗？这不就是互联网支持的互联网+的金融创新吗？诸如此类的事情，现在的发展趋势就是互联网已经明确无疑地进入了移动互联时代，跟着的一定是越来越丰富的移动商务的各种各样的业态，移动商务一定要配上移动金融、移动保险，配上各种各样的现实中的移动经济生活，包括文化生活。

所以，金融是一定要配合上这样一个移动互联时代，走向以后的物联网等等与金融的互动结合。第四，在金融创新中对接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势在必行。养老的供给是短缺的（北京口碑很好的第一福利院接受社会上方方面面的登记，前些年去登记的时候，会被告知按照现在排队的进程，你十年以后才能排到，而在一年多之前它给出的信息是你现在登记，要排100年，这人还没生下来就得登记还不一定能排得上，这是严重的短缺）。上述金融生态的悖论，表现了金融实际上服务实体经济严重不到位，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警示，重视这个警示带来的我们怎样解决问题才能防止中国重蹈中等收入陷阱覆辙这样一个历史考验。

次贷是什么呢？它就是给老百姓提供实惠、不用给出抵押，低中收入阶层就可以拿到这种次级贷款来解决自己购买住房的支付问题。第三，我想提炼的就是这个光谱还要进一步拓展，在战略层面构建政策性金融体系势在必行。

这种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如果从商业金融定位来说，它也应该形成一个系列，一直到资本市场上各种各样的直接融资：有股票，还应该有债券。我听说上海的政府方面在打主意，在全国首先在上海选一个区，成立类固定收益金融产品的交易中心，它的交易，对应的是大量的PPP项目生命全周期的融资需要，以后还会越来越多，还会一直发展到一带一路上的PPP项目的融资和资产掉期等等客观需要。

它是金融前沿创新过程中很有影响力的市场组成部分，但它有可能过虚了。怎么会出现这样如此高评价之后一下子却局部金融危机的局面？简单地说我观察就是因为当时的指标是常规金融的数据——在跑路事件发生之后，我在温州当地的会议上听到温州人民银行支行的领导仍很自豪地说，前面七年我们都是全国第一的评价结果，其实他这个第一，只是按照常规金融指标评价出来，实际上常规金融的低利贷在温州已经严重边缘化了，已经在经济生活中间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大量的民营经济运行需要靠各种各样的中利贷，乃至灰色金融、地下黑色金融的高利贷维持运转——在原来还可以维持运转，但一旦到了金融危机冲击下，这个压力到了某个临界点，它的脆弱性就表现出来了，表现为跑路事件之后，进一步暴露的是当地的产业空心化。

我认为林教授这方面的不足，当然也可以带来我们进一步的更深入的探讨。所以，早有基本思路，实际发展中却走得磕磕绊绊，进一步的发展按守正出奇的考虑，我们必须经受考验，把这条路走通。加了这样一个充分条件，那就是水到渠成，顺其自然往后发展的问题，前面这个前提条件、必要条件是不可缺少的。首先是从眼镜大王不得不为了避祸跑到美国开始，链式反应式的，几十个大型企业在温州都出现类似的跑路。

在结论部分，我将提炼出在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间，中国的金融创新有6个方面的势在必行。我前面强调的温州的经验教训是案例的观察，理论上的分析就是说到金融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定要落到支持整个经济系统，首先是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们需要的是主动地在制度创新（有效制度供给）方面形成守正出奇的后发优势，而不是落入杨小凯先生生前所说的那个制度方面的后发劣势。我认为这是对于金融的重要性和金融怎样防范它可能产生的偏差，深化金融改革等等认识之后，在中国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应该把握好的推动金融创新发展服务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的要领。

当时他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之后要办这两个交易所，内部的反对意见是非常强烈的，而邓小平是要把反对派逼到墙角：你总得让我试一试吧，我试一试同时话也说在前面，试得不行我可以关掉，主动权在我手里。第二，一定要形成银行、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作为支持后盾的财政、相关的主体之间的风险共担机制。